79天*的占领行动，肯定是香港史上，至今最波澜壮濶的民主抗争行动。这次事件亦是一个分水岭，让公众重新审视和质疑社会上原有的权力、价值、抗争策略.....。  *

(到12月下旬，立法会外行人道仍有示威者扎营，拒绝离去，所以其实行动未算完结)。

        今次运动的核心事件，是公众追求政制民主化。「占中三子」依据理论仔细部署，用逾年多时间，希望在议会制度以外，藉公民抗命向中央施压，以求政制民主化，有实质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  北京发表《一国两制白皮书》、人大8．31的决定，令北京对香港选举控制变得更严密，而令争取民主的人士更感绝望。泛民以往在「民主回归」框架下的信念，已变得空洞。他们几十年来争取民主的企图，亦变得苍白无力。以往抗争的渠道、政圈分子的力量，似乎再难令大众有悬念。「占中」展开以来，在民间凝聚相当多的支持。上一次政改，泛民妥恊的策略，并不能换来甚么进展。议会败坏、特区政府不济、 建制派嚣张拔扈等等，都令港人彻底失望。难怪法律学者戴耀廷亦要喊出：「这是一个抗命的年代」，争取民主自然亦要找另外的途径。

        「占中」运动出现，事实上已显示民间的抗争，再难用以往的模式进行。之前政制的博奕，很多都是所谓「政圈中人」的事。政党、议员、特区和北京官员，以至那些所谓中间人，都是主要参与者。而这次运动开始时，已是由非政圈中人 (虽然「三子」是与现有政界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) 去策划。

        严格来说，「占中」未曾发生，事件未如「三子」心目中的剧本展开。「学联」和「学民思潮」在罢课集会中突然发难，呼吁重夺公民广场，警方粗暴镇压，引起公愤。9．28 警方疯狂的87枚催泪弹，令情绪澎湃的群众自发地占领金钟，其后包括旺角、铜锣湾、尖沙咀。「占中」在「占钟」中诞生。

        这次运动高度自发性，和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，令运动参与者有高度自觉，抗拒单一和传统政团领导。在金钟占领后期，有民众更提出「无大会」和要拆走「大台」，避免一个强大的集权中央。这些倾向似乎亦是重新思考，在社会运动中个体与个体的权力关系。政党和传统社运团体亦很小心，以免被人指责参与只为「抽水」，希望邀功。

因为没有「大会」，亦没有团体自称「领导」，个别团体和小组有自由采取行动，例如：占领龙和道、试图阻止政总公务员返工，冲击立法会等等。这些去中心化，由下而上，讲求自发自主的倾向，在这次行动中是十分明显。直接民主、直接行动等等概念，就通通拿来实践。

        当然，这些做法对运动是好是坏，抑或令力量变得零碎，缺乏持续性，是值得深入讨论。以往社会行动那些固有模式：谈判、集会、示威、请愿，游行，再不被认为是唯一选择。其它形式的行动，对抗性、甚至激烈的行动，都有人提出，再不认为是禁忌。无可避免地，不同分析、不同策略，会有意见相左，互相指责。另方面，所以若果今次堵路和占领，这些以往被认为激进行动，都未能取得成果的话，之后的行动将会是怎样？会否是走向「更激进」层次？

社会上的权力关系，亦重新被审视。无论「占中」、「占钟、铜、旺、尖」，从现有法例上来看，本质上已是抗命违法 (在抗命者眼中，已别无他法)。抗命者守护着占领区，对抗是拿着「公权」的警察。在特区和中央的高压政策下，警察其后暴力对付示威者，赤裸裸显示出其国家机器的本质。特区现政府只懂紧跟着中央的政策，对港人的诉求充耳不闻，它管治的合法性，亦肯定被数以十万计的抗命者进一步所质疑。从这次事件，抗命者亦深深体会到，中国和香港之间的文化、政治鸿沟，民族主义的大统一，不再是必然的。

        「占领运动」的占领区，是位于原本繁盛的商业地段，与周围环境起着强烈对比。留守者和支持者把这个闹市中的孤岛，兴建出一个「另类小区」：喜欢的话，可躺在马路看星星，学生可在街头温功课。这里没有呛鼻的废气，却有着温馨互助的人际关系。政总旁边更有人辟出一畦田，让人裁出花卉和植物，提醒我们耕种仍可以是生活一部分。占领区内的浪漫氛围，是对既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反思：我们想要一个甚么样的社会？为甚么我们不可能过着自己所追求的生活？一些看似虚无飘渺的概念，大家却可在占领区实实在在地体验。所以，公众看得见的，不单只是追求民主选票，是现有社会制度改变后的各种可能。

        「潘多拉」盒子已打开了，民众的眼界和想象，肯定已再不一样。